郑毅:日本选择性型塑战争记忆背后的荒唐逻辑

Nov 16, 2022 Off By 王红莲

人民网8月17日电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学联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郑毅在发言中指出,战后日本随着经济复兴的完成,社会各阶层对自身的战争记忆进行了沉淀和固化,关注重点是日本在战争中的受难,是一种选择性记忆。

郑毅指出,从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角度而言,由于战争中的加害者与被害者身份不同,战争记忆的视角和记忆的主体性、目的性同样会出现记忆的差异和冲突。如果已知的战争加害者并不认同自己的「战争加害者」身份,而是运用自身的历史逻辑试图用「战争被害者」意识去型塑战争记忆的话,实际上是对真正战争受害者重构战争记忆权利的一种挑战和记忆的遮蔽,是一种重复伤害。

日本的「战争记忆」

战后日本随着经济复兴完成,社会各阶层对自身的战争记忆进行了沉淀和固化,关注重点是日本在战争中的受难,如广岛、长崎核爆和沖绳战役集体自杀等。

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在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对日本自身同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日本军民伤亡310万人,除京都、奈良外,几乎所有城市均遭到空袭,东京80%以上的住宅被炸毁,广岛长崎更是遭受到原子弹的轰炸,几十万人瞬间死亡。

对于这样一场害人害己的战争的称唿,日本社会至今仍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2012年日本各新闻媒体在终战纪念日发表社论,《朝日新闻》使用的是「太平洋战争」,《读卖新闻》使用「昭和的战争」,《日本经济新闻》使用「上次大战」,《新闻赤旗》是「亚洲太平洋战争」,还有日本学者曾撰文提出用「昭和大战」一词。另外,「十五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提法,在日本学界有一定影响力,而靖国神社则一直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从诸多战争名称的差异性称谓中,不难发现其所蕴含的历史观间的差异性,以及使用者本人所持有的战争观。

日本作为那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其自身未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战争记忆,并且日本社会在战后战争记忆形塑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战争记忆的对象,指向太平洋、美国,对中韩等亚洲国家採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有日本学者指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问题上,我们(日本)可能忘记了它是一场对亚洲的战争,而是一直以为它是一场与美国的战争,(日本)败给了美国。」

在固化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过程中,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日本各种战争纪念设施都普遍存在着模煳战争性质、突出战争巨大伤害和祈愿和平的特质。日本自身的战争加害责任被有意识地淡化甚至忽略了。

在这样一种历史观支配下,一方面,日本保守政治家习惯性地将对那场战争的叙事和记忆,视为国内政治问题而忽视亚洲被侵略国家的感受;另一方面,对中韩等战争受害者的无视,造成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自说自话形成选择性记忆和记忆遗忘的黑洞。

选择性记忆的「内核」

太平洋战争成为日本战争记忆的主体,这与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社会战争观的塑造有因果关系。按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ghq)的历史解读,太平洋战争的「真相」是这样的:美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国家,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人士等稳健派同军国主义者是相对立的政治势力;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隐藏和遮盖了战争真相,欺骗了日本国民。

时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在反省战争问题时採取了模煳开战责任与战败责任的策略,提出日本战败的原因是:(1)战争能力的急速毁灭,(2)原子弹的出现和苏联的参战,(3)不适合日本的统治,(4)政府、官吏、军阀导致日本出现「动脉硬化」,(5)国民道德的低下。而裕仁天皇也是从日本为什么战败的角度来反省这场战争,他认为日本战败的原因是:「我个人太相信皇国,轻视欧美。我国军人太重视精神,忘记科学。明治天皇时代,有山县、大山、山本等名将,这次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军人跋扈,不考虑大局,只知进不知退所致。」

从美国占领军到日本天皇和首相对日本战败原因都十分默契地突出强调了美国的因素,绝口不提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历史解读方式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影响至关重要。

每年8月,广岛、长崎都会举行大规模核爆纪念活动,把日本描绘成二战「受害者」的形象,但很少提及日本遭原子弹攻击的历史背景。以广岛为例,今天的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广岛是「清白无辜」地遭受了核武器攻击,以突出其悲惨性。但事实是这样吗?一位英国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历史的真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队就是从广岛出发开往前线的。明治天皇当时就把他的司令部放在这里。……原子弹爆炸时,广岛是皇军的第二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一指挥部在东京)。简而言之,那时候这座城里满是军人。」

广岛、长崎核爆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日本社会战争受害者意识的最大支撑点就是广岛、长崎核爆,其对战争责任感普遍缺失的原点也在于此。

选择性遗忘的「黑洞」

记忆的背面就是遗忘。时光的流逝会使群体记忆中失去很多的记忆内容,羞耻感和罪恶意识会使某个群体有意识地遗忘某段历史,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这种倾向比较具有代表性。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国民并非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闭上了眼睛。」

战败后日本社会关注的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战败的责任。东久迩首相提出了「一亿总忏悔论」,本应是对「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被偷换概念变成了对「战败原因」的反省。

东京审判几乎成为只追究日本陆军领袖战争责任的审判活动,七名被判绞刑的a级战犯中,除一名文官外,其余六名全是陆军将领,被判有罪的25名被告中,海军将领只有两人。战犯嫌疑人迅速地「复活」,导致日本社会彻底失去了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上的可能性。1957年2月,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安倍晋三首相的外祖父)复出担任内阁首相,这是在战争结束仅仅12年后发生的事情。岸信介能够成为首相,也足以反映了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责任的政治态度。

加害者为了摆脱罪责往往会否认加害历史的真实存在,在自身的记忆中有意识地加以遗忘,某些日本政治人物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真实性的否认就是明显的例证。根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20万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本军队杀害,约2万名中国妇女惨遭日本军队姦淫,南京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当2015年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后,日本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威胁要停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费资助。次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对外表态:「尽管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档案审议提出反对和质疑,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视日方立场依然将其收录为世界记忆遗产,教科文组织缺乏作为联合国机构的中立和公平,这一点存在问题,日方表示极其遗憾。」

历史认识的分裂

在东亚社会里历史认识问题既是国内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外交问题,尤其是作为侵略战争发动国的日本,作为战争的加害者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日本社会内部的历史认识本身就是分裂、对立的。日本政党集团的历史认识分裂对立的现实,是造成日本社会内部无法形成整体历史认识的关键因素。

在日本,由于历史认识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政治人物往往都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抉择:是承担因为用同一种历史观去解读历史问题而造成社会意识分裂的政治责任,还是顾及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认知差异而作出某种妥协,这可以说是作为政治家的村山富市与政治领袖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在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观上的区别所在,也是日本向国际社会经常传递出不同历史认识声音的困局所在。

「割韭菜式的战争反省」模式在日本与邻国关系之中反覆出现,已经是一种规律性的政治现象,反省战争→获得谅解→发声否认→邻国抗议→再次反省的循环方式造成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批评。

现实的日本政治生态中恰恰是否认侵略战争、拒绝反省的政治人物并非异类或少数,这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同中韩两国长期冲突对立的政治根源。村山首相就明确指出:「自民党内主张『那场战争绝不是一场错误(战争)』、『是为了解放殖民地的正义之战』的议员绝对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