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没彻底认罪,怪谁?

Nov 23, 2022 Off By 王红平

图文/光明日报驻柏林记者柴野

1945年8月8日,俄、美、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宪章》,它是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的法律依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苏等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让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与纽伦堡审判的影响力相比,国际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德国历史学家基特尔所着《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则第一次以系统的比较眼光,揭示了东京审判的不足?,分析了日本拒不反思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在2014年第66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德国徳古意特出版社共同承办的「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国际研讨会推出了基特尔教授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作者在当时接受本报记者採访时曾谈到,「作为历史学者,我并不想对中日紧张对立的关系给出什么评价。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在194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日本政府在战争认罪问题上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极其残暴地杀害亚洲人民,日本政府对这一历史责任极尽推诿之能事。」

在德国各界纪念和讨论《伦敦宪章》和纽伦堡大审判之际,记者再次翻阅了基特尔《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作者从两国记忆文化差异进行比较,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认罪、赔偿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暴行的意识形态基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整个国家政权有系统、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实施种族暴行。

第二,日本缺乏反省与美国及其驻日最高首领麦克阿瑟有直接关系,他视日本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力保天皇,并由此导致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人数和量刑的偏差、人员整肃上的草率和不彻底。

作者从罪行的规模和残暴性进行比较后写到,日本帝国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时间跨度为1937年到1945年,造成2000万人死亡,仅中国就有930万死难者,950万伤者和290万被日军掳走之后的失踪者。

日本军队在中国行为之野蛮残酷,在1937年底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达到顶峰。最新的研究表明,被残杀的市民有20万之多。这也是后来被称之为「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并非「偶然事故」,有很多其他残杀事件为证,所有中国反日武装一律被枪杀,所有食物和燃料全部被抢光,整村整村的居民,只要有支持游击队或中国军队的嫌疑,就会被屠杀。仅在1941年到1945年的「扩大无人区」战略中,日本兵就杀害了200万中国人。

日本人在1942年占领新加坡的屠杀和1944年对马尼拉的摧毁,都造成了大规模的强姦、酷刑和暴行,致使数万人死难。再加上臭名昭着的731部队在满州为制造细菌武器而实施的活体人身实验,以及强征20万慰安妇等罪行。

作者不禁问道,在这种类型的犯罪面前,说日本军队对亚洲平民实施的残暴行为,远远不如第三帝国执行的民族仇杀暴行,适当吗?大批被日本兵强姦后被用竹竿插入下体而痛苦死去的中国妇女,以及被其他类似的惨无人道的行为折磨致死的死难者,远远不如欧洲犹太人所受到的痛苦程度,可信吗?

历史学家基特尔在书中着重谈到到德、日两国反思本国黑暗历史不同的内外因素。

战后初期,在德国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大屠杀倖存者出于种种心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知识分子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历史」,随后大屠杀罪行被公开化,并逐步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最终成为一种警示人性弱点、唿唤人道理性的全球话语。

在德国人看来,任何一个旁观而沉默者都负有连带责任。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则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日本公众更多地围绕谁应该对失败负责进行讨论,而不是谁应该承担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责任。

基特尔分析认为,战后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多国占领,唯一占领者美国及驻日盟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起着主导作用,即放弃对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尽管天皇本人已准备认罪,实施战争的内阁人员已指证天皇有罪,美国媒体甚至称天皇为「野兽、冷酷的暴狂」,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扶持日本政府而有意忽略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受害国的利益。

从多个层面比较了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之后,结论是,纽伦堡审判把德国人的罪责清楚地记录下来,并由此进入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东京审判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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