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军国主义?日本军队为什么会如此残忍?

Nov 16, 2022 Off By 王红莲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大政奉还」,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史;1945年,穷兵黩武的旧日本帝国战败,结束了其七十七年的近代史。在这七十七年里,日本由一个弱小的封建幕府国家崛起至主宰东亚的帝国主义霸国、再由这个顶点黯然落入战败国的低谷。在这期间,其发动的对外战争与其对外政策对当时整个东亚、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格局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就其特点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政治色彩,无处不贴合着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古典现实主义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下面将从这六点原则的角度浅析一下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与政策。

第一,政治现实主义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又称为人性现实主义正是来自于这一原则,强调人性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源所在。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这根本上也是由人性决定的。摩根索的这一原则继承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从「人性本恶」的基点出发,认为人类最初是处于一种没有国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拥有最高统治权、人们没有私有财产。人们生而平等,同时人们是自私自利、残暴好斗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可言,所以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何去尽量寻求安全和获取极为有限的资源。引申到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又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集团,自然不可避免的也拥有这些特征。而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更是具有强烈的「自私自利、残暴好斗」的特点。日本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执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此,为了给本国攫取更多的国家利益、获取更多的资源、谋求更大的权力,战争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最直接的手段。还原到政治现实主义当中,这就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下自然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际政治的本质自然就成了冲突。

第二,政治现实主义强调以权力界定利益。下面用这一原则分析一下日本执行的贯穿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大陆政策」与二战后期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执行「南进」政策的原因。日本的「大陆政策」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早已开始实施,「大陆政策」将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征服台湾、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征服世界。为追求更大的权力而将这一政策践行到了极致,因为权力才是界定利益的唯一标准。在权力的构成要素中,有两项是「大陆政策」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地方——地理和自然资源,日本对「大陆政策」的践行,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以谋取更大的权力也正体现在不断地扩充版图和大肆攫取敌国的自然资源上。同时,在侵占顺序上也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以相对成本较小的代价一步一步去谋求更大的权力。日本后来实施「南进」政策更加体现出国家在追求权力上的考量和理智性。日本在步入近代以来,国内一直分为以日本陆军为代表的「北进论」和以日本海军为代表的「南进论」。「北进论」的假想敌为苏联,意图夺取苏联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论」的假想敌则为英美及东南亚各国,意图夺取东南亚及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在「北进论」的实践中,「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战役」彻底击碎了日本「北进论」的这一战略构想。日本陆军的军事实力与苏联陆军的军事实力相距悬殊,不成比例的伤亡比与相距悬殊的轻重武器装备导致了对苏的「北进论」所需的相对成本过高,在同一选择项中的「南进论」则被日本提上了日程。占领东南亚以获取东南亚的石油煤铁资源所付的成本远远要小于占领西伯利亚以获取其石油煤铁资源所付的成本。同等权力的获得,国家往往要理性地选择所付成本较小的一项,这也正是权力界定利益、国家理性获取权力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在「南进」政策实施之后,美国虽没对轴心国立刻宣战,但却立即对日本进行了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禁运措施,将美国对日的战略物资出口通道封得严严实实,并在1941年3月签订了向同盟国提供战略物资的《租借法案》,并与1941年8月14日与英国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已经让美国一只脚踏入了参战的门槛,间接地加入了同盟国一方。这让日本感到强烈不安,日本判定美国参战也是迟早的事情,因此为了占据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才在1941年12月7日悍然发动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也是国家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利益而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种「以战养战」的政策正是既把权力当作最终追求的目的同时又把其当作一种扩大国家利益的手段的重要表现。

第三,以权力界定利益具有普遍适应性。利益的观念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唯一永存的标准。但利益的内容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视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近代的日本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环境之下,考虑获取权力的代价和获取权力的大小就决定了发动对外战争的对象自然也不同。在二战时期,日本因「北进论」进攻苏联所付的代价过大同时相对获取的权力自然变小,所以自然放弃了进攻苏联这一行动。但在二十世纪初的沙俄时代,日本就断然在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因为当时的沙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军事实力,日本发动战争所付的相对代价自然就会大大降低,同时获取的又会是远远高于其付出的代价的在满蒙地区的权力,从而确立起在满蒙地区的霸主地位。权力界定利益这一原则的普遍适应性在这一对例子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日本在谋求国家权力的时候,不仅仅使用的是战争这一手段,这也体现出权力界定利益的普遍适应性。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与1932年2月占领了东北全境。在这之后,日本为了对已获权力更好地巩固和保持,并没有选择马上继续向南推进速亡中国,而是经过判断并得出结论:建立傀儡政府的形式付出的代价更小,更能巩固日本已获得的权力,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并能更好地为下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做更充分的准备。于是日本政府扶植清逊帝溥仪于1932年3月1日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利用傀儡政府的统治来巩固日本的既得权力。在1935年7月,日本又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的亲日派签订了《何梅协定》,发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1940年于南京又扶植起了「汪伪政府」。这些均体现出权力界定利益这一原则拥有普遍的适应性。

第四,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运用于国家行为。民族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投入「731部队」制造的生化武器在内的种种反人类普遍道德原则的暴行,而这些暴行更多体现的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日军暴行与国家恐怖政策密不可分。如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血腥暴行。暴行的目的,在于震慑南京以至全中国的军民,使之停止抵抗,俯首听命。纵观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绝不是个案,不是个别士兵纪律松懈所致,是日本战争暴行政策所影响的、有组织的犯罪。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同与鼓励。例如,对于发生在南京的「百人斩」,1937

年12月13日,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对这次令人作呕的比赛就作了描述。《东京日报》也作了类似的报导,称赞这两位日本军官的「勇气」。南京大屠杀,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则是当时「所有日本人都知道」的「国家行为」,这也是以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为何南京大屠杀得以肆无忌惮地得以出现的原因。

第五,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遍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不能把某一特定国家道义上的愿望同支配人类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同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道德要求也不同。日本近代天皇制政体确立后,

明治政府一方面稳定新生的政权,摆脱列强的压迫,另一方面实践维新先驱们的宏大理想,步列强后尘,全力以赴准备奴役和侵略他国。日本政府颁布的《明治宪法》、《皇室典范》、《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如四大精神支柱,真正撑起了近代天皇制政权的法理基础。通过国家颁布的法律,日本确立了天皇国体论,同古代神话结合在一起,

号称「天孙降临,万世一系」。日本政府把天皇置于权力的核心,通过宣扬皇国史观、神人天皇等观念,使之深深烙印在了大和民族的心灵之上。天皇如一面旗帜,引领着大和民族以东亚邻国为侵略征服对象,大步走上军国主义之路。这种皇民化运动与日本的武士道传统相结合,构成了旧日本帝国的道德基础。因此日本人一心发动战争与「忠君尚武」的旧日本帝国的道德体系是分不开的,要是单单从普遍使用的道义法则角度出发,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只有从其特定的国家道义愿望出发、以权力界定利益,才能对其行为做出客观的评价。

第六,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学的独立性,政治现实主义和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异是真实的、深刻的。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纵观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与政策得出的结论远远不同于以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或法律学界的视角看待而得出的结论。也许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在历史学界被订上了耻辱的牌子,在法律学界被批驳违反国际法精神,从受害国的角度去看则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侵略。但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去看,用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来看,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执行的极端的对外政策等等这些国家行为都是在国际社会这一无政府状态下作为一个国家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因此,领域不同,视角不同,看待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也会不同。明确政治学的独立性与政治现实主义和其他学派之间的真实的、深刻的差异才是运用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去分析国际政治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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